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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7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也注定是他最失败的地方。

在这个体制下，一个行政区域内的人大和政府代表本行政区域人民的意志，可以在纵向的范围内对下级人大和政府进行领导监督，它们行使的职权不能介入横向的其他行政区域，不能代表本行政区域与横向的没有管辖关系的其他行政区域发生宪法法律上的职权关系。建议对区域协同立法中的区域范围、协同主体、协同事项、协同方式以及合作协议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特别是要对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横向区域开展立法协调协作的法律空间展开研究。

区域协同立法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也可视为区域协调发展本身的一项内容。现在的问题是，宪法以三十多个省级行政区划为基础，实行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没有规定行政区域之间可以相互协调发展，是否就一概排斥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呢？ 应当说，以不损害中央统一领导为前提，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五位一体的国家根本任务，宪法没有理由排斥这样的区域协调发展， 包括协同立法，但又有什么办法能够预先判断和防微杜渐，保证区域的协调发展包括协同立法，最终不会导致地方与中央在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呢？ 这实在是一个异常重大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还有一些地方的立法也值得注意。没有禁止可以作两种理解： 一是宪法法律没有禁止，即意味着可以跨行政区域协同立法， 即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而通常所说的法无禁止即可为，主要适用于公民或者其他被公权力监管的组织。因为省一级行政区划的划分和设置，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国务院是否有权以指导意见包括立法的方式，调整、整合跨省国家机关的职权，是大可怀疑的。

在整个国家的整体治理结构中，行政区划着眼的更多是政治，应当相对静止，保持安定。3.区域协同立法的事项是什么？ 协同立法必然要涉及就哪些事项进行协同。因此，基于对效率成本的追求，即使是实体权利的争议，也要放弃诉讼程序的低效率高成本路径。

执行抗告作为一种独立的上诉是专门针对执行法院在执行中作出有关执行事项裁决的救济。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在执行救济规范的制度化方面贡献主要有二，一是第208条明确规定了案外人提出执行标的异议后，可能引发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相比，在案外人执行救济上有了更明确的规则。尽管之后的法律规范为案外人和债权人在执行标的错误时设置了异议之诉，注意到实体争议的解决需要通过诉讼程序，但基于对执行效率的考量，依然保留了非讼性质的异议前置程序。如果我们知道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的职能差异及其与执行争议不同对象性质的内在联系，就不会在设立执行救济制度时忽视这一内在要求。

即对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权益有重大影响影响的执行裁决行为——法院在执行中的各种重要执行事项的裁定，当事人不服的，采取移审异议的方式，作为一种独立的上诉方式，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执行裁定法院向上一级法院提出，要求上一级法院撤销或变更法院的执行裁定。但也应当看到，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事执行法制建构的时间尚短，执行实践活动尚不够丰富，理论研究亦不够深入和细致，因此，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还存在诸多不足。

异议权作为一种程序救济手段也最容易被滥用，成为阻碍执行效率的消极因素。4.从法院的科层化[13]和司法运作的行政化[14]角度看，法院总体上更倾向于非讼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通过梳理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发展史，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种脉络，即通过执行实践的发展，不断摸索并逐步建立执行救济制度。至于是什么样决定、如何处置则没有进一步明确。

尽管其还没有上升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对执行乱问题的重视和解决更直接促使了执行救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但从司法的角度看，我们更愿意将其视为一种纠错机制。这些具体的执行救济制度就构成了执行救济制度群。[6]但执行难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在这一过程中，执行实践的丰富性程度也就决定了执行制度的成熟和完善的程度。执行机关的职能就是实现权利，一旦需要回复原状，且必须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时，该执行同样需要执行根据。

如果不是从请求异议之诉的特殊性出发，依然按照一般民事诉讼的认识，就所有事实都进行审理，自然会强化人们对请求异议之诉的顾虑和担忧。这也是社会本位、国家本位社会与个人本位社会的不同之处。

其二完善了针对案外人的执行救济——案外人执行异议以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我国民事诉讼法受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理念和原苏联民事诉讼法意识的影响，[12]简略化一直是我们立法的追求，便民与程序简化之间常常划等号。也许有人会担心，对执行法院的各种执行裁定直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移审异议，会增加当事人的异议负担——时间和经济成本。只有如此，才能满足民事诉讼与执行、执行与执行救济、各执行救济制度之间三维关系协调统一、自洽的执行救济体系化的基本要求。[22] 能否通过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由当事人自主选择实体问题的处理方式，即选择诉讼救济程序还是执行异议程序，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5.虽然我们现在将执行中关于维护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制度称为执行救济制度，属于权利救济。

这恰恰为我国程序立法所忌讳。尽管早就有学者提出应当将实体争议与程序争议分别对待，通过不同的程序加以解决，却因为效率优先的理念而被拒斥。

与移审异议不同，对于执行裁定之外的执行行为只能采取原审异议的方式，即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于移审异议之外的执行行为的异议只能向实施该执行行为的法院提出，并由原执行法院进行审查并判断。[19] 实体争议与程序争议处理程序的分离，还在于实体争议与程序争议在发生原因及法理上是完全不同的。

执行回转制度设立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没有顾及执行的实体因素，加之实质正义的理念，因而导致执行机关越位。基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对执行的需求程度、制度借鉴认识上的障碍，制度构建者尚未考虑以域外执行救济制度和理论为参照，构建一个体系化的执行救济制度，而是从解决实际问题，考虑执行效率的观念出发，探求执行救济制度的建立。

由于我们在执行中同样会涉及到如何保障执行正当性的问题，因此自然也需要在完善我国执行制度时，考虑是否应当移植和借鉴该制度的问题。2.快捷高效解决争议在执行救济的价值维度中一直处在最高纬度。当前能够做的还是只有将执行根据执行力的审查权限暂时交由执行机构。例如，在请求异议之诉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设置是关于异议事由的规定，其涉及到我国现有的执行和解制度。

[1]在《民事诉讼法(试行)》制定之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关系简单，尤其是民营经济。它们的基本特点是，执行中争议的解决是通过诉讼的方式，争议的内容涉及实体权利义务。

由于这种路径已为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的分界而先决性给定，所以在此意义上，我们并无选择余地，一旦不按照这种区别予以选择，并建构相应的制度，其体系上的混乱就是一种必然。执行机关执行有执行力的执行根据。

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执行制度的完善，目的在于在法律制度的安排上更有利于解决执行难。执行机构在进行审查时，依然要向具体保管和经手诉讼记录的书记官或保管公证资料的公证人了解执行根据有无执行力的情况。

就大陆法系国家的执行文付与制度而言，一个重要的配套制度是现代书记官制度。由此便可以快捷地获得恢复原状的执行根据，使其权利得到救济。[23]但是，民事诉讼程序的选择也存在限制，同样性质的程序之间，当事人可以基于更多程序保障的放弃以交换效率利益。这两类诉在性质上亦不属于执行救济之诉，因为此时执行程序尚未开始，属于执行前的阶段。

在解决执行难的社会诉求之下，体系化地考虑执行救济制度显然不合时宜。(三)关于特征形成的原因分析 我国现行执行救济制度的特征形成有以下多方面的原因： 1.执行中涉及被执行人或案外人权益的争执或不满——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都被笼统地视为是一种争议，需要法院面对和解决。

降低救济成本、提高救济效率，毕竟也是程序法的价值追求。执行程序上的错误是执行机构违反执行法规范所导致的，因而属于执行违法。

[11]一方面，从实际需要来看，在纠纷演化的历史上，简单的民事纠纷不需要复杂的解决程序。二、现行执行救济制度的基本结构、特征及原因分析 (一)现行执行救济制度的基本结构 通过对我国现行执行救济制度基本结构的考察，我们可以将执行救济制度分为三大类。